全球化完蛋了吗?从陈词滥调、自说自话的慕尼黑会议来看，似乎是。但从越来越使人紧张的新冠肺炎疫情看，相反。
种类政治人物站在对立的两边，一边认为疫情被对方低估，一边认为对方夸大了疫情。病毒学知识成为一种武器，杀伤力超过病毒本身。
一种新的病毒在全球传播，挑战既有的传染病防控知识和国际协调机制，暴露我们栖身其间的“安全”体系如此脆弱。当世界关注东京奥运会是否停办的时候，我更遗憾地看到，从1972年的夏季奥运会到2020年的国际安全会议，在时隔近半个世纪之后，国际社会对所谓“安全”的理解，仍然受困于慕尼黑那场突然袭击的阴影，局限在经济全球化与冷战思维的对抗。
坐看疫情在地图上传播，所到之处经济冻结、市场下行，证明全球化由肌肤入腠理，不再局限于国家、组织和个人的外部行动，而正逐步改变它们的内部构成。显而易见，基于经济要素交换的外部贸易与分工在退潮蓄能，而源自社会身份认同的内部矛盾与斗争则汹涌而来。
传染性病毒像一艘隐形战舰，加入威胁全球化的阵营。既得利益者渐行渐远，失望情绪开始推动可能导致自毁的免疫机制，除非我们能够提出并着手解决如下问题。
什么是“新安全”?
我们并非为旧敌人所环伺，而是与新敌人共舞。耳闻目睹乔治•凯南仍不断被垂垂老矣的职业政治家们公开引用，只能说明我们没有从他的先见之明中学到经验。虽然“修昔底德陷阱”至少道出了在国家竞争力格局的变化中地缘政治的真相。但是，如同地壳板块受制于地幔对流的动力，当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出来秀肌肉时，精心设计的地缘政治平衡危若累卵。经历上世纪连续两次世界大战，大国关系、意识形态始终是地缘政治焦点。时过境迁，信息技术带动的科技革命替代前者，成为颠覆生产关系与政治生态的第一推动力。从而，不是国家竞争决定了科技进步，而是科技进步决定了国家竞争，改变着国家间的绝对优势。
因此，未来最有实力的敌人不是某个发展速度过快、经济规模膨胀的国家，而是以惊人速度与规模创造新知的科技本身。供应链的经济全球化正转化为数据网络的科技全球化。那颗结束了战争的原子弹不是坐在曼哈顿WeWork大厅里喝着免费咖啡的年轻人可以造出来，但现在，不论颠覆一国政府还是改造人类进化树，研发者甚至不需要拥有一个车库。因为WeWork的失败，孙正义打了一场败仗，但他的眼光没错，科技全球化重塑市场与经济的愿景就像过去20年互联网与中国红利结合的风口。不过，这一次，“新安全”是左右科技全球化成败的双刃剑。
科技全球化将从个人到国家的各个组织层面动摇安全、考验信心，最迫切紧要者，莫过于加剧地缘政治矛盾，甚至战争威胁。过去，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保护主义屡次成为战争强化其“政治冲突终结者”的内在动力。现在，技术贸易保护主义会因对战争技术优势的需求而由一种政治手段变成政治目的。
作为“新安全”问题的出发点，科技全球化正在扩张法外之地，也在升级道德考验。保守主义和监管滞后，令科技创新不仅处在知识的边缘，也处在规制的边缘。无论基因编辑或是数字货币，对创新科技的巨大需求，包括来自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用科技解决痛点问题的供给引领、研发者的荣誉动机，绝非简单禁令所能压抑。
思考“新安全”，需要重新厘定安全概念的边界。未经界定的“新安全”问题会加剧而不是优化资源消耗，增加而不是减少系统性危机发生。现代经济与生活方式的稳定性有赖对个人、组织与人类安全边界的共识与信心，边界移动则共识破裂，信心动摇，抑或引发过度保护，形成特定时间点上的资源黑洞。疫情如此，战争亦如此。
“新安全”需要新的规制手段，需要新的全球治理机制，需要国际间更多信息共享、数据交换，以及基于新技术标准的信用基础设施。解决“新安全”问题，尤其需要国家这一制度安排。相对于在过去20年之中纵横捭阖、睥睨天下的跨国私营企业，有效治理的国家愈显其在下一步科技全球化进程中的稀缺性，强大动员力、良好激励机制、信息公开透明，均能使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与治理进程的政府更具价值、领先一步。
国家将决定科技的发展形式，平衡科技对政治的影响，但无法阻挡科技进步的速度。自行其是的国别政策会加大全球科技竞争力差距，也会给各国国内市场带来对应的压力，而这一内部压力又会在传统体制中冲破罅隙，制造事故。
提出、解决“新安全”问题需要新型领导人。新问题不能用旧技术，每一个软件工程师都明白这一点，可大部分政府的精英领导层多数不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们更习惯于旧瓶装新酒。从过去两年马克•扎克伯格出席的美国国会听证直播，到最近因防疫科技部署惰怠而饱受抨击的78岁日本IT大臣，新旧世界的鸡同鸭讲显示科技领导力的更迭才刚刚开始。
最后，“新安全”也将重构知识分子的专业分工、权力与责任。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是普通人，一样会陷入固步自封，一样需面对利益诱惑。信息不对称不仅在专业人士与普通人之间形成了悬崖，在不同专业知识的内部人之间也蕴酿着对抗。在缩小这两种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媒体将再次扮演重要角色。围绕科技竞争，需要更多坚持专业定位的媒体、具备专业素养的媒体人，这也是后发国家更难反超的劣势。
回顾100年前，身处“大萧条”时期，凯恩斯在展望未来经济可能性时曾定义的绝对需求和相对需求，是划分“安全”边界的一种简便方法，也是他认为人类可以在2030年之前解决最基本经济问题的信心所系。然而，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因科技跃进和资本激增而带来“安全”边界的扩张，彻底改变了供求双方。今天所谓“新安全”，固然不再是我父辈祖辈所深信的，也绝无可能为未来世代继续坚守。2020年，随着气温升高，新冠肺炎疫情或逐步缓解，而其激发有关“新安全”的思考必将持续发酵，或能帮助我们将目光从拾人牙慧的短期记忆移向步步逼近的可见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