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逢这时节，总有一个魂牵梦绕、百般思念的身影浮现眼前，她身高不到一米六，体重不足百斤，略陷的眼眶下大眼睛透着空灵，一头乌黑的大波浪自然卷发衬着精致的五官。她就是我善良、聪慧、能干的好妈妈。

母亲生于人称“小汉口”的潜江直路河，祖上世代经商，家境殷实，小时候就有专门的先生教她读书。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投掷的炸弹让她家偌大的四井口房子成了一片废墟，她母亲和弟弟当场炸死。长到14岁，她父亲娶了后娘，好强自立的妈妈带着她4岁的妹妹(我的小姨)租住在别人家里，靠卖针头线脑的小商品艰难度日。两年后，妈妈被当时在直路河休整的抗日部队一位年轻英俊的大队长追求，这人就是我的父亲。婚后他俩继续抚养妹妹长大成家，在妹妹跟随抗美援朝的妹夫去沙市工作后，又主动承担帮她抚养小孩的艰巨任务，最大程度尽到一个姐姐的责任。

妈妈有一双巧手。从我记事起，就有很多乡邻拿着各种布料来找我妈帮忙画或剪各式花样，她从不推辞。我们家也经常收到别人送来的鸡蛋、糯米之类的酬谢物资。我们家姐妹四个，小时候的四季衣服都是妈妈亲手缝制，一段普通的布料经过她别出心裁在领口、袖口、荷包处用各色布料一点缀，就会别具一格。冬天，我们都是长旗袍棉袄，好看又御寒，脖子上围的也是全羊毛围巾。夏天的花绸洋伞，同学们都好想摸一摸那伞头、伞柄处精雕细刻的串珠。脚上穿的也是不同于别人的皮鞋，这在六十年代的乡村确实有点惊艳，老师们都问我们家是哪里人。

妈妈会做一手好菜，饺子、面点、零食，等等。当时供销社还没饼干卖呢，她就自己动手做各式各样的小饼干，菱形的、圆形的、方形的，上面用梳子压花，放在柜桌的花瓷坛里。我们每天上学都要揣几块，黄灿灿、香喷喷、脆生生的，同学们羡慕极了。

妈妈很会讲故事。夏天，我们的街道上摆满了乘凉的竹床、躺椅，妈妈一边摇扇子给我们赶蚊子，一边给我们讲牛郎织女、花木兰、孟丽君的故事，小伙伴们都围拢过来，听得津津有味。我们在她娓娓的讲述中进入梦乡，父母又把我们一个个抱到床上。多么幸福美好的童年啊!

妈妈特爱整洁，总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屋里屋外干净清爽。她说“早起三光，迟起三慌”。我们家有些小规矩，早起必须铺床叠被，床单一定要扯平整，晚上不能外出玩，吃饭喝水不能咕噜出声。不能说假话，不能贪小便宜，看到外面地上哪怕有用的东西也不能检，因为那不是自己的。要守时、守信。哪怕在物资紧缺的困难年代，妈妈也能过好精致的小日子，她自己调侃，“穷讲究”。

父母都是极富同情心、重情重义的人。解放前，父亲曾经拿出所有积蓄为一位30多岁的李姓孤儿娶媳妇，花100大洋作聘礼，在家乡传为佳话。解放后，有一何姓乡亲划成资本家被“扫地出门”，一家老小流落街头，凄凄惨惨，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父母却把人接到我们家。我们家只有两间房，把大房间让给他们住，我们一家挤在后面小房里。我们两家的后代，都成了亲如兄弟姐妹的好朋友。

父亲祖藉天门渔薪，祖父是个手工裁缝，家境贫寒。他自幼在舅舅家长大，舅爷爷在汉口开了一家美丰米厂，给了父亲良好的教育，读书、习武、学经商。父亲长大后，血气方刚，目睹日本侵略中国的惨无人道，决定从军抗日，瞒着舅爷爷跟着一支部队走了，那时才16岁。

他先是当勤务兵，首长看他人长得精神，又有文化，就推荐去特务连学习。魔鬼式的强化训练练就了父亲一身好功夫，枪法、搏斗样样出众(解放后他的空心筋斗翻得好些男孩子都当他为偶像，1954年东荆河涨水，他作为水手给通讯不便的两岸指挥部送信)。在部队，他与战友们多次潜入日本军营偷袭。有次袭击因叛徒告密而失败，几乎全军覆没，父亲和一个战友侥幸逃脱，辗转加入另一支部队。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曾经带着队伍攻打设在新沟嘴的日本洋行，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给养，两次立功受奖勋章。

他在部队时与母亲成婚，后来部队北上，正好母亲生下一子夭折，又赶上父亲得了伤寒。母亲以死相劝，父亲一生敬畏宠爱她，放弃随军北上。首长无奈之下给父亲留下一匹马、两件军大衣(都是战利品)和300大洋作为安家费。

父亲一度做起了赶马驼货的脚夫。后来有敌人要抓他，幸亏熟人送信，父母连夜坐船到汉口投奔开米厂的舅爷爷去了。在汉口，父母帮舅爷爷家打点生意，组织上又联系到父亲，希望他利用舅爷爷的资源帮忙购买部队急需的盘尼西林，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全力完成任务。直到解放前，父母才回到了老家直路河。

解放后，父亲看准商机，从重庆购了一台轧花机，乡亲们祖辈都是用手剥皮棉做棉衣，轧花机弹出来的棉花松软成型，所以生意奇好。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拿来的加工棉花包堆了一屋子，请了几个人帮忙，轮换着人歇机不歇，从早忙到晚。直到我们姐妹几个长大上学，父母觉得轧花机灰尘大，又无瑕照顾我们，才把轧花机卖了，专心在家安置我们的生活起居。

不过没多久，闲不住的妈妈想到自己又会画画又会配色，把家里的缝纫机改成绣花机，开始“来料加工”，给乡亲们绣各式花样。我一直奇怪妈妈几乎无所不能，我们形容聪明人叫“一学就会”，但妈妈属于“一看就会”。她的审美眼光也极高，购进金丝绒、布料、花边，绣出的物品灵动漂亮，供不应求。

在我印象中，母亲经常通宵达旦地坐在绣花机前，每想起她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坐一夜埋头绣花的孱弱身影，我都泪流满面。妈妈用她的聪慧、勤劳、巧思、秀手，为我们创造了安宁的生活和良好的成长环境。没有她的负重前行，哪来我们的岁月静好。

宁静美好的生活在1966年被打乱了。父亲被抓去戴绿帽子游街示众，说他是坏分子、土匪。母亲也偶尔会陪斗，说她是旧社会的千金大小姐，新社会继续剥削劳动人民(指轧花机请人)。那段日子，父亲在结束一天的批斗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母亲忙不迭地做饭、烫酒，父亲饭后就是吹萧，再就不断地写申诉材料，层层递，石沉大海。他还去北京找老首长，但首长也已经“靠边站”了。他拿着首长的证明回潜江，交给县革委会，可当时谁会相信一个“靠边站”的走资派的证明呢?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说它是噩梦一点都不为过。没有被噩梦纠缠的人不会理解它的痛苦，刻骨铭心的屈辱、悲愤、无助，不身临其境谁又能感同身受。时代的一粒尘，落在个人头上的就是一座山。父亲一身傲骨、刚正不阿、乐观豁达、坚韧顽强，他常对母亲和我们说：现在的很多人都在遭受打击，比起他们经受的磨难我们这算不了什么，只要一息尚存，没有过不去的坎。

总算熬到拨乱反正，在父亲早年战友们的联名申请下，县委成立了调查专班，通过彻查，为我父亲平反，解决了我们全家的商品粮，户口直接落城关，为我们姐妹也都安排了工作。民政局还按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军人待遇给父亲每月几十元的生活补助。沉冤得雪，父母终于在有生之年扬眉吐气地安享晚年了。

各自成家后，每到春节，我们几姐妹必定携家人回老家团圆。父母老俩口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一日三餐+午茶+夜宵，总说我们在外工作压力大，回家了好生休息。假期结束，我们都是带着大包小包的菜肴依依不舍地离开。

然而好景不长，母亲于八十年代末因病离开了我们，不久父亲也因高血压中风走了。锥心刺骨的痛让我体会到，父母在，我们仍是少年;父母去，我们只剩沧桑。以后多年，我总觉得自己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哪怕当了奶奶也有挥之不去的孤独感，特别害怕过年，因为没有家了。听到歌唱父母的歌曲，看到电视里播放的家庭、父母的场景，就止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直到最近两年情绪才舒缓，接受了父母不能陪伴我们一生的现实，释怀了漫长批斗带来的创伤，理解了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以前在老家，谁家兄弟分家、妯娌吵架、不敬父母，各种家务琐事都请父亲出面调解。送别父母时，街上虽然住的人比较杂，几个自然村的村民，还有居民，参差不齐，有些人和我们家并不熟悉，但全都自发前来参加父母的追悼会，连批斗时与父母有过节的贫农组长也不例外，每家每户都在门前放鞭炮为父母送行。这是父母一生清白家风、良善品行的印证。在此我也向淳朴的乡亲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你们在我父母的晚年给了他们陪伴和敬重，让他们在历经坎坷后终归体验到人性的美好!

值此清明，感恩父母，缅怀父母!父母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诠释，我们将铭记一生，学习一生。

感天动地父母情，庇佑儿女一世恩。

父爱殷殷如山重，母恩沧沧似海深。

                                                                 魏华安

                                                           写于2020年清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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